他回来时股票配资免费平台，为国家带回了满满当当13口大箱子；他走时，为子女留下的最大遗产，却是13口破败的空箱子。
很多人说他是傻子，他的一生也一直在扮演着傻子的角色。
55万法郎和1000斤小米，这样简单的选择题，他选择了小米。
面对辐射，退后和冲上去，他选择了冲上去，然后瞎了一只眼。
身处困境，学生为他抱不平，他说：“事情做出来就好，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，全力以赴，不问得失。”
临终前，他将自己的遗体捐赠出去，用于医学研究，他说：“我吃了一辈子放射线，还能活到100岁，肯定可以供医学研究。”
被人说傻时，他总是淡淡一笑：“谁让我是中国人呢？为了国家，我愿意当一辈子傻子。”
这个“傻子”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——杨承宗。
展开剩余92%1951年6月，刚刚以最优成绩获得“巴黎大学理学院科学博士学位”的杨承宗，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。
发报人是钱三强，电报的内容也很简单，希望他可以早日回国工作。
收到电报，杨承宗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回国，拒绝了自己的老师伊雷娜·约里奥-居里夫人（居里夫人的大女儿）的高薪聘请。
原来，在不久前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刚刚给他颁发了聘书，年薪55万5350法郎，另加补贴。
面对他干脆利落的拒绝，伊雷娜·约里奥-居里夫人好奇的问：“那可是55万法郎！中国又能给你什么？”
“1000斤小米！”杨承宗淡淡的笑道。
“你是不是傻？”
“我是中国人，我的祖国需要我！”
确定要回国，杨承宗便开始四处采买、收集对祖国发展有用的东西，尤其是与原子研究相关的书籍、仪器、药品。
因为花费太大，组织捎来的3000美元远远不够，他毫不犹豫的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。直到出发前，竟整整归置了13大箱子。
为了获取更多的原子能研究资源，他还想方设法的从居里夫妇那里，得到了10克碳酸钡镭的标准源和一台测量辐射用的100进位的计数器。
这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成为中国的原子能放射研究唯一的计量标准。
临行前，约里奥·居里（伊雷娜·约里奥-居里的丈夫）专门找到了杨承宗：
“你回去转告毛泽东，要反对原子弹，你们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。原子弹不是那么可怕的，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。你们也有自己的科学家。”
（回国后，杨承宗向钱三强报告了这段话，之后，为了保护居里夫妇，他们把这段记忆深埋心底30年，不曾透露过一个字。）
彼时，中国正处于抗美援朝的战争中，美国的核威胁、核讹诈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，悬在我们的头顶。
杨承宗和他所带回的资料、仪器，无疑为我国原子能研究输入了新的血液。
1951年10月，几经波折，杨承宗带着13箱资料和器材，终于回到了祖国。
一场热血沸腾的新战斗，正在等待着他。
回国后的杨承宗发现，新中国真的是“一穷二白”。
钱三强找遍了北京城才给他找来“两架天平、两个白金坩埚”，后来才发现其中一个白金坩埚还是个“假货”。
当时，从世界各地回到祖国的核物理专家也不算少，可是在放射化学领域却人才稀疏，几乎没有。
为了培养更多的放射化学人才，杨承宗亲自编教材，想方设法的筹建实验室，开设“放射化学”和“铀化学”等专业课，还挤时间去北大和清华授课。
到1956年下半年，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主攻放射化学的研究员已从最初的3人，发展成2个研究室42人。
这些人都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放射化学人才，在以后的科学攻坚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。
作为国内仅有的放射化学专家，杨承宗不仅在理论研究中做出了巨大贡献，面对危险，他更是身先士卒，毫不退缩。
1953年，中科院近代研究室需要中子源，杨承宗听说协和医院有个放射源，就带着助手赶去了协和医院。
一到医院，原本兴致勃勃的杨承宗，一下子就泄了气。因为这个难得的放射源，早在抗战时期就被日本人破坏了。大量的放射性气体，从破裂的容器中泄露出来，充满了整个储存室。
这些危险气体，不仅会污染环境，更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损伤。此时，协和医院的楼上还有大量的住院病人，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。
如果不能妥善处理，这些泄露的放射性气体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当时的条件，别说完整的防护服，连一个像样的防护口罩都没有，两个助力更是经验不足，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隐患。
为了将伤害降到最低，杨承宗决定由他这个经验老到的人“赤膊上阵”。
幸运的是，杨承宗确实经验丰富，经过一系列有条不紊的操作，他成功的封住了放射源。不仅为医院消除了隐患，更是为研究中心获取了这一珍贵的放射源。
不幸的是，杨承宗的右眼因长时间被放射源照射，视力快速下降，直到10年后，完全失明。左眼也遭受了很大损伤，视力大不如前，后来更是罹患白内障，几近失明。
“区区一双眼睛，就能换中国科学事业的未来，这不是损失，是成就！”
这就是杨承宗的大师风范，不为己忧，一心为国，毫不退缩，毫不犹豫。
1961年，杨承宗突然被带到了专门研发原子弹的二机部，走出二机部时，他成了二机部第五研究所的副所长，负责全所的科研工作。
当时，正处于苏联专家撤走，科研人员人心涣散，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，原子能事业处于一个极端低迷的状态。
杨承宗就是在这样一个处处危机的情况下，临危受命，接手五所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主持铀矿石的冶炼与提纯工作，保证原子弹的能源问题。
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，杨承宗将原本暮气沉沉的五所，打造成了中国原子弹研发的龙头，提前三个月，完成了组织交付的2.5万吨纯化合物的任务，为了后来的“两弹”成功提供了充足的原料。
1964年10月16日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。
二机部部长刘杰在评价杨承宗时曾这样写道：
杨承宗先生传约里奥·居里忠言，为培养放射化学奠基，为发展核弹原料胜利攻关，并为核事业培养了众多英才骨干，功德无量！
然而，只因为杨承宗的行政关系在中科大，而不是二机部，在论功行赏时，他第一次与功劳失之交臂。
1969年，结束核工作，回到中科大教书的杨承宗，被划入了“再教育”群体，年近六旬的他和学生一起到北京的铁道兵工地“改造自我”。
因为，他曾遇见性的提出，我们国家的铀矿资源有限，总有挖空的一天，五所的科研工作者要准备提早转型，注意应用！
这样真知灼见的见识，在当时并不被大多数人认可。1969年，中科大南迁时，五所军管处不同意他留下，他随校南下安徽，再一次在事业高峰期被迫离开。
有学生问题他：“中科大的学生反正要毕业，跟学校走到哪里都一样，您为什么要跟着一起走？”
一项笑对学生的他只是淡淡的回答：“如今学校有困难，我应该和学校在一起。”
这样的回答与他当年选择回国的答案“我是中国人，我的祖国需要我。”何其一样？
在马鞍山的铁矿上，杨承宗拉砖、睡地铺，没有抱怨，没有焦躁，他甚至写信安慰身处逆境的学生：
世界上绝对公平的事很难做到，但“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”，现在社会主义国家，“八九”的数字已大大减少……莫要烦恼，以后生活上的挫折还多。
如此豁达、智慧，心胸敞亮，有几人能做到？
匆匆十年，历经沧桑的他，并没有变的颓丧，他依然心向阳光，想照亮更多的“后辈”。
1979年8月，已经是中科大副校长的杨承宗，在一次会议间隙，偶然听两个同事聊天：
“你家孩子今年考上大学了吗？”
“嗨，别提了，就差0.2分！”
“0.2分”像一把重锤，狠狠地砸在了杨承宗的心口，“难道人才的评定，已经精确到0.2分的差距了吗？”
很显然，这样的差距并不合理，为了让这些与大学仅毫米只差的学生有一个继续深造的机会，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非公立自费大学。
1980年10月，新中国第一所非公立自费大学——合肥联合大学，正式成立，校长杨承宗。
因为经费有限，最初的合肥联合大学，只有从中科大借来的一间20平米的办公室和几张桌子。
最初三年，杨承宗都是利用中科大的空闲教室，安排学生上课，他甚至有意将两所学校的课程排开，让大家可以错峰上课。
他认为：大学之大，不在于大楼，而在于大师。
除了从各个高校挑选优秀教师到学校任教，他还积极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，到学校开办讲座，如任之恭、钱致榕等都到合肥联合大学讲过课。
如今的合肥联合大学已经与多所院校重组为合肥学院，但是杨承宗不拘一格的教育理念，依然在为社会培养着各种人才。
06 只问初心，无问西东
一生奉献，身无长物，步入晚年的杨承宗，照顾着缠绵病榻16年的老妻，过着简朴的生活。
87岁，单位分房，他连一成的房款都付不起，不得不东拼西借。
一生奉献，一心为公，他为国家培养了众多的放射化学专家，他的助理、学生多人被评为院士。
而他，却因种种原因，与各种功勋失之交臂，既不是院士，也不是“两弹元勋”。
很多人为他抱不平，他总是淡淡的一笑：“事情做出来就好，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。”
2011年5月27日，这位年过百岁的老人，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将时间定格在了这一刻。
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依然想着再为国家做最后一件事，捐献遗体。
他说：“我吃了一辈子放射线，还能活到100岁，肯定可以供医学研究。”
为了国家，当了一辈子“傻子”的杨承宗，为子女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他从法国带回来的，如今已经破旧不堪的13个箱子。
电影《无问西东》中说：无问西东，只问自由，只问盛放，只问深情，只问初心，只问敢勇，无问西东。
在新中国崛起的道路上，像杨承宗先生一样的人何止千百，他们奉献着自己所有的光和热，却默默的湮灭在时间的洪流中。
他们倾尽所有，以身许国，他们没有功勋奖章，却是当之无愧的的国家脊梁。
鲁迅曾言：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，惟有它发扬起来，中国人才有真进步。
时间和岁月，可以消散他们的肉体，却磨灭不掉他们的精神，一代代的传承，层出不穷的“杨承宗”仍会因一句“我是中国人，祖国需要我”，奉献出自己的全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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